在中華民族近百年的發展史上，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36年西安事變，蒲城大地就曾出現兩位以進諫聞名于世的英雄人物，一位是晚清軍機大臣王鼎，一位是民國西北軍首領楊虎城。王鼎因力主禁煙、薦賢抗英而尸諫道光帝；楊虎城因發動“西安事變”推動全面抗日而兵諫蔣介石。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兩個蒲城人以國家和民族大義為重，分別以死諫和兵諫的方式力挽狂瀾。他們敢作敢為的英雄氣概和勇于擔當的愛國精神永遠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在今天的節目中，讓我們走進王鼎紀念館，感受這位一代名相波瀾壯闊的一生。

道光年間，“鴉煙流毒，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禍”。王鼎居安思危，深謀遠慮，力排眾議，力主禁煙。他薦舉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查禁鴉片。道光二十年（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他又力主抗戰。當清政府軟弱無能，妥協投降，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條約即將簽訂之際，王鼎置生死于度外，在朝堂上多次怒斥妥協求和派人物--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禍國殃民的秦檜、嚴嵩，屢屢勸說道光帝抗戰。

一片丹心付東流，滿腔熱血對北風。報國無門、失望之極的王鼎決心以死抗爭，以血醒君。 道光二十二年農歷四月三十日（公歷1842年6月8日）深夜，王鼎懷揣“條約不可輕許，惡例不可輕開，穆不可任，林不可棄”的遺疏，從容自縊，終年75歲。流放途中的林則徐聞知兇訊，悲痛不已，寫下《哭故相王文恪公》的悼詩，其中有“傷心知己千行淚，灑向平沙大幕風”之句，極盡悲憤蒼涼之情。王鼎自縊后81天，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簽訂，香港從此就脫離了祖國的懷抱，這一去就是155年。

王鼎為官清廉，秉性耿直，為人謙和，操守介然。他對家人及子弟輩要求甚嚴，從學習、修德、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等方面都有具體的要求，《王鼎家書》對此多有體現。如在《諭子書》“到家四要：少見人，多讀書。遇眾謙，出言慎。”中就強調要求兒子用功讀書和加強修養。王鼎平生從不受人請托，亦從不請托于人，更不允許兒子憑借關系上達。道光十五年（1835年）五月八日，兒子從北京回陜參加鄉試，他擔心兒子利用自己的威望拉關系，一再寫信鄭重叮嚀：“到省城時勿見客，尤不可見官長。更囑董桂（隨從家人等）勿在街上走，力杜嫌疑，以正身持，是為至重！”王鼎還用毛筆在重要處加雙圈以示強調。在王鼎的嚴格要求下，其子王沆不負眾望，先后考取了舉人、進士。

道光二十年（1840年），已是73歲的王鼎，對已做了翰林院庶吉士的兒子王沆仍悉心指教，其《訓子詩》七律二首寫道：“吾家家范是詩書，喜汝當今弱冠初……”他要求兒子把家庭官宦的地位保持下去，要兒子儲好“青云器業”，并為之立德立功，要有氣度，不圖虛名，雖然他的理想是讓兒子仍走仕途之路，但他那嚴格的家訓始終是堅持不懈的。同時，他在《致四弟書》中寫道：“吾弟在家務要閉門自守，地方間事，萬不可管，公事更不可沾，公門更萬萬不可入。”這種自律行為充分體現了他高尚的人格和大志在胸的壯懷。王鼎長期為官在外，很少回家，但對鄉梓教育等公益事業卻非常關心，多次帶頭捐款，倡辦義學、置辦義田、創辦義倉，扶持社會公益事業。同時，對鄰里也是相幫相讓。“捎書讓墻”一事就承載著王鼎一段高風亮節的佳話。

王鼎為官，志在兼濟天下，不刻意于藝術創作。但興趣廣泛、好學不倦、學養深厚的王鼎在詩詞文賦、書法、繪畫等方面仍表現出極高的造詣，而且留下了大量珍貴的墨寶。《賢孝可風》匾額是王鼎為本族叔母吳孺人所書寫，行楷榜書，灑脫大氣；“觀天地生物氣象，學孔顏克己工夫”是王鼎為兒子王沆書寫的對聯，筆隨意到，收放自如；王鼎臨寫的真定本《蘭亭集序》，形神兼備，自然天成，頗具王羲之書法神韻；《云林小隱圖》是王鼎極為罕見的繪畫作品，當時王鼎公務在外，閑暇之余，偶見元代四大畫家之一王蒙的《云林小隱圖》，十分喜愛，便悉心鑒賞揣摩，并背臨一幅。觀之：蒼茫的天山、蔥郁的樹林、縹緲的云海如在眼前。此畫不僅展現了王鼎高超的繪畫技能，更讓我們感受到了王鼎那視通萬里、一覽山川的眼界和道法自然、寄情山水的情懷。

王鼎是清代陜西籍官宦中躋身權力中樞的屈指可數的社會賢達之一。他宦海40余年，官至宰輔，位居師保。他清操絕俗，兩袖清風；自奉簡約，愛民如子；剛正不阿，執法嚴明；獎掖后進，選賢舉能；精忠國事，千古留名。他以才學和品行深孚眾望，道光皇帝也對他恩眷有加，在他六十大壽時御賜匾額《宣勤受祉》，七十大壽時又御賜匾額《靖共篤祜》。

如今，王鼎紀念館已經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研學旅行基地等，采訪中遇到蒲城罕井中心小學的師生前來研學。

王鼎的一生，剛正不阿，疾惡如仇，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在內憂外患頻至的清朝中期，王鼎更是以生命為代價演出了一幕慷慨悲壯的悲劇。他的人品、志操和愛國事跡永遠值得后人學習和紀念。

來源：渭南廣播電視臺都市頻道《文化渭南》欄目

編輯：甄磊

審核：惠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