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梁帶村芮國遺址的考古發現蜚聲海內外，那么陶渠遺址的考古發掘再次刷新了外界對韓城的認知。2020年，韓城有考古人員開始了對陶渠遺址的搶救性考古發掘，在出土的銅戈上發現了帶有“京”的銘文，基本上確定該遺址與“梁”無關。陶渠遺址考古隊隊長、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耿慶剛介紹，發掘前，學者多認為陶渠遺址是春秋時期的梁國遺址。從2020年5月開始，陜西省考古人員對陶渠遺址開展考古調查、勘探與發掘工作，重點對墓葬區進行了發掘。結合文獻等記載，考古人員判斷陶渠遺址應該是兩周之際“京”國的遺存，是西周晚期王室重臣京氏一族的封邑所在。通過墓葬規模、附屬車馬坑以及墓道內埋葬整車馬的現象，考古人員判斷這8座“甲”字形大墓的墓主有可能是“京”國的國君及其夫人。

考古發掘揭示兩千多年前歷史真相

陶渠遺址位于韓城市芝陽鎮陶渠村東北、西趙莊村西，跨芝水河南北兩岸，在古代為戰略要地。在20世紀80年代，該遺址被發現，在《韓城市文物志》中公布，其被稱為西趙莊遺址。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更名為“陶渠遺址與陶渠墓群”。

2020年5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韓城市文化和旅游局開始對該遺址開展考古調查、勘探與發掘工作。通經過兩年多的工作，考古人員基本摸清了陶渠遺址的年代、布局、結構、內涵等。陶渠遺址兩周時期遺址面積約80萬平方米，遺址北部以東西向壕溝為界，有高等級居址區、普通居址區、大型墓葬區、中小型墓葬區等區域。

讓人欣喜的是陶渠遺址發現了8座“甲”字型形大墓。M16為其中規模最大者，它全長36.6米，墓道長28.5米、寬3.8-米至4米，墓室長8.1米、寬6米，深約9米。M31全長32.7米，墓道長25.3米、寬3.6-米至3.8米，墓室長7.4米、寬6.1米，深8.8米。在長度上超過了梁帶村芮國遺址的芮桓公墓道。特別是在墓室內發現的僅次于天子數量的七座車馬坑和六鸞配置等，代表這里是一個高等級的封邑墓群。陶渠遺址的大墓雖然被盜，但考古工作者人員從出土文物上依舊取得了不少收獲，比如“甲”字型形大墓，一般代表是墓主人身份高貴的象征，墓道里有車馬埋葬、殉人證據、懸魚、玉覆面、銅魚等。

在發掘完成的7座“甲”字形大墓以及車馬坑K1的填土中發現有板瓦、筒瓦、陶器殘片等，M26、M28、M29、K1等填土中還發現有原始瓷片、骨器、制骨廢料等，說明在大型墓葬建造之前，此區域或是高等級居址區、制骨作坊等。

在陶渠遺址的15座秦墓中共出土器物86件（組），有陶器、銅器、鐵器和石器。另外，在陶渠遺址中發現的秦墓隨葬陶器上多見“夏亭”“夏市”等戳印（韓城秦漢稱“夏陽”），其應為夏陽縣市、亭之戳記。陶渠秦墓土洞墓墓道寬于墓室，隨葬器物包括釜、甑、盆、罐、繭形壺、蒜頭壺等陶器和鐵釜、銅鏡等，陶器以釜、甑、盆、罐組合，或出繭形壺和蒜頭壺，不見西安地區秦墓常見的鼎、盒、壺等仿銅陶禮器組合，這可能與韓城地區處于關中邊緣地帶有關；隨葬器物多見鐵釜和陶甑的組合，鐵釜的比例遠大于西安地區，或與韓城地區豐富的鐵礦資源有關。

綜合墓葬的年代、葬制葬俗以及“京”字銘文等，考古人員初步判斷陶渠遺址的性質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京”邑。從多個證據上來看，陶渠“甲”字型形大墓與“京”邑有關。在陶渠遺址出土的一件銅戈上發現了帶有“京”的銘文，根據陶渠大墓被盜情況以及近20年大量帶有“京”的銘文的器物出現，專家判斷可能都與陶渠遺址中的文物被盜有關。這些跡象都為陶渠遺址的歷史定位提供了佐證。

“京芮國”邑的陶渠遺址可能為之后“京師”再現

據清華簡·《系年》記載，“周亡王九年，邦君諸侯焉始不朝于周，晉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晉人焉始啟于京師。”周平王是在“京師”繼天子位的，后來才東遷到洛陽。那么，作為“京”邑的陶渠遺址和“京師”有沒有關系呢？陶渠遺址考古隊隊長、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耿慶剛介紹，關于“京師”的地理位置有很多種說法，根據陶渠遺址發掘現場揭示的歷史事實，專家結合地理方位推斷，“京師”很有可能就在陶渠這個地方。

耿慶剛介紹，“京”氏邑是兩周之際為數不多、可確定的畿內封邑。“邑”字初見于商代甲骨文，代表示城市，上古時，國都也稱作邑。那么，陶渠遺址的“京”邑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封邑？作為西周晚期王室重臣的“京”氏一族，他們和秦同源，都是“嬴”姓，源自東方，經過屢次遷徙后被周王朝分封到陶渠，西周金文中“京夷”和“秦夷”等并稱，經過屢次遷徙后被周王朝分封到陶渠。

《竹書紀年》記載中有“芮人乘（偷襲）京”的記載，此時，“芮”在韓城梁帶村，距陶渠遺址直線距離22公里，進一步證實陶渠遺址為“京”邑的合理性。

從史料記載看，周幽王死后，周王室內部發生分裂，天子位缺位9年。最后周平王在晉侯、秦人及其他諸侯的協助下，擁立成為天子。在陶渠之地立為天子位。陶渠遺址的發現和發掘，讓塵封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原貌徐徐展現。

考古人員在以陶渠遺址為中心的芝水河兩岸進行的大規模調查中，發現兩周時期聚落遺址多處，并新發現了龍山晚期（夏時期）的陶渠南遺址、商代的西趙莊遺址、東周時期的三甲遺址、大鵬村戰國魏時期遺存以及秦漢時期墓地，出土了大量金器、陶器、銅器、玉器等。特別是陶渠南遺址（發現白灰面房址）、商代的西趙莊遺址（面積6萬平方米，發現灰坑及400余件陶片、陶鬲等），填補了韓城夏商時期的遺址空白，將韓城的文明史向前又推移了千年，讓韓城歷史從舊石器、新石器（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夏）、商、周（西周、東周—春秋、戰國）、秦漢形成一個完整的文化序列。

韓城憑借因地處秦晉交界處，成為歷史上這里是秦、晉、魏等大國之間的博弈區和軍事緩沖地帶，戰略位置突出，韓城曾經被秦、晉、魏等大國先后占領，在韓城及周邊活躍。戰國時，秦、魏兩國爭戰，魏國在韓城南修建有了魏長城，兩國先后奪取繁龐城、籍姑城。韓城，還是西周韓侯國、梁伯國、北芮國所在地，陶渠“京”國的發現，又為韓城地下考古增添了無限魅力。

陶渠遺址是關中地區兩周之際為數不多的畿內封邑遺址，對研究周代的分封制、“夷夏融合”等問題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對于陶渠遺址的考古發掘還在有條不紊地開展相關工作進行中。

來源：群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