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稅收是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也是國家實現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危害稅收征管犯罪侵害國家稅收利益，影響國家財政穩定，破壞經濟發展秩序，損害社會公平正義，危害極大。

我國稅收監管正從“以票管稅”向“以數治稅”分類精準監管轉變，對稅收違法犯罪行為的查處力度不斷加大。同時，危害稅收征管犯罪也出現了新變化，犯罪手法不斷翻新，作案手段更加隱蔽，如利用“陰陽合同”逃稅、秘密轉移財產逃避追繳欠稅等；職業化專業化特征明顯，信息化水平提升，智能化越來越高，導致不少案件發現難、查處難、定性難。有的行業平臺曲解國家鼓勵創新發展政策，異化為犯罪的“賣票”平臺，既危害發票管理秩序、損害國家稅收，又嚴重破壞平臺經濟公平發展環境，對這類“賣票”平臺依法懲處，既有利于維護稅收秩序，也有利于凈化平臺經濟發展環境。

依法懲處各類危害稅收征管犯罪，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以高質量司法服務保障高質量發展，始終是人民法院職責所在。近年來，人民法院充分發揮職能作用，依法審理了一批逃稅、逃避追繳欠稅、騙取出口退稅、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等危害稅收征管刑事案件，有力守護國家稅收安全。為進一步彰顯人民法院依法懲治稅收犯罪，維護國家稅收安全和市場經濟秩序的堅定決心，指導司法裁判，強化懲治效果，引導依法納稅，提高稅收遵從，我們選取了八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案例發布。

今后，人民法院將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法治思想和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核心要義、豐富內涵、實踐要求，繼續加大對危害稅收征管犯罪的打擊力度，統一裁判標準，提升辦案質效，維護稅收征管秩序，營造公正法治化環境。

目錄

案例1：郭某、劉某逃稅案——以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逃稅的，應根據主客觀相一致原則依法處理

案例2：新疆百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毛某某逃稅案——依法懲治利用“陰陽合同”逃稅行為

案例3：梁某某逃避追繳欠稅案——依法懲處惡意逃避欠繳稅款的犯罪行為

案例4：黃某某等人騙取出口退稅案——從嚴打擊以循環進出口貨物申報出口退稅的騙稅行為

案例5：沈某某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案——對利用平臺倒賣發票牟利的行為應依法懲處

案例6：陳某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依法懲處為騙取稅款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

案例7：羅某某等人騙取出口退稅案——依法從嚴懲處以“買單配票”手段騙取出口退稅行為

案例8：南京東某鉑業有限公司、姚某某等騙取出口退稅案——將白銀偽裝成“濺射靶組件”偽報品名出口后申請退稅的行為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

案例1：郭某、劉某逃稅案

——以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逃稅的，應根據主客觀相一致原則依法處理

基本案情

2018年2月，被告人郭某、劉某在天津市西青區注冊成立索某金屬制品有限公司（下稱“索某公司”），郭某系該公司實際控制人，劉某為該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2月至12月間，郭某、劉某在與四川瀘州某貿易有限公司、上海某實業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沒有真實交易的情況下，從上述公司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880份用于抵扣稅款，上述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1.6億元，稅額2300余萬元。經查，索某公司2018年度申報銷項稅額5200余萬元，申報增值稅進項抵扣稅額5025萬余元。2022年9月，郭某、劉某分別被抓獲歸案。一審審理期間，劉某家屬代其退賠人民幣20萬元。

裁判結果

天津市西青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郭某、劉某違反國家稅收管理規定，在無真實交易的情況下，讓其他公司為二人經營的索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抵扣稅款，數額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被告人郭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四十萬元；判處被告人劉某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十五萬元。宣判后，被告人郭某提出上訴。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與逃稅罪的界分，關鍵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基于騙取國家稅款的故意，還是基于逃避納稅義務的故意。負有納稅義務的行為人在應納稅義務范圍內，通過虛增進項進行抵扣以少繳納稅款構成犯罪的，即便采取了虛開抵扣的手段，主觀上還是為不繳、少繳稅款，根據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應以逃稅罪論處；郭某、劉某系以欺騙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該行為導致逃避繳納稅款數額巨大并且占應納稅額百分之三十以上，已構成逃稅罪；以逃稅罪改判被告人郭某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四十萬元；被告人劉某系從犯，以逃稅罪對其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五萬元。

典型意義

當前，通過接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逃稅案件多發，定性上應該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努力實現“三個效果”最佳統一。逃稅，是行為人逃避應納稅義務的行為，危害結果是造成國家應征稅款損失；騙稅，則是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騙取國家已收稅款。因此，兩罪主體的主觀惡性和行為的客觀危害性相差較大，司法機關應依法查明、區別對待。基于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應區分逃稅和騙稅；基于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騙稅危害性更大，行為人主觀惡性深，應依法從嚴打擊；基于“三個效果”考量，對負有納稅義務的企業實施的上述行為依法以逃稅論處，既符合行為的本質屬性，也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和法律規定，有利于防止對實體企業輕罪重罰，有利于涵養國家稅源。

案例2：新疆百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毛某某逃稅案

——依法懲治利用“陰陽合同”逃稅行為

基本案情

2012年3月9日，被告人毛某某與周某某（已死亡）合伙掛靠奎屯百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奎屯百某公司），成立奎屯百某公司沙灣縣分公司，于2012年3月12日依法辦理稅務登記證，在沙灣縣從事“林某苑”房地產開發建設項目。2013年2月20日，因政策調整，分公司無法實施項目立項，奎屯百某公司遷入沙灣縣并更名為“新疆百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疆百某公司），奎屯百某公司沙灣縣分公司于2013年6月27日被注銷，于2013年12月23日注銷稅務登記。后“林某苑”房地產開發建設項目的立項、取地、工程規劃、施工許可、建設施工、商品房預售許可、銷售合同簽訂、銷售房屋開具發票等業務均以被告單位新疆百某公司名義進行。2012年至2018年，毛某某與周某某通過掛靠并使用被告單位新疆百某公司房地產開發資質，在沙灣縣繼續從事“林某苑”房地產開發建設項目并對外進行銷售。其間，通過采取將收取的部分房款打入周某某個人銀行卡中隱瞞收入；簽訂與實際收款金額不一致的商品房買賣合同，不按實際收款金額申報；明知拆遷補償房屋應視同銷售申報，但對未開具發票的拆遷補償房屋不進行申報的手段，不繳和少繳營業稅、增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企業所得稅等共計386萬余元，占應納稅額的30.49%。2020年11月30日，新疆塔城地區稅務局稽查局向新疆百某公司送達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稅務處理決定書，責令限期繳納稅款。該公司未在規定期限內補繳稅款。

裁判結果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沙灣市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單位新疆百某公司逃避繳納稅款稅額巨大且占應納稅額百分之三十以上，經稅務機關通知仍未按規定補繳稅款；被告人毛某某作為項目具體負責人，積極參與上述逃稅行為，與被告單位新疆百某公司均構成逃稅罪；對被告單位新疆百某公司判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對被告人毛某某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宣判后，被告人毛某某提出上訴，認罪認罰，請求從輕處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塔城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稅收是國家財政的最主要來源，依法納稅是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義務。逃稅行為不僅直接危害國家稅收，擾亂國家經濟秩序，而且損害社會誠信，沖擊社會價值觀，是重點打擊的涉稅犯罪之一。刑法規定逃稅的手段包括以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或者不申報。實踐中，逃稅的具體手段五花八門。相較于其他手段，簽訂“陰陽合同”逃稅往往具有更強的隱蔽性，更難查處。“兩高”《關于辦理危害稅收征管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將簽訂“陰陽合同”隱匿收入、財產的行為，作為逃稅的手段明確予以規定。以“陰陽合同”實施逃稅行為的危害性，不完全在于簽訂“陰陽合同”行為本身，更在于其背后的目的和造成稅收損失的客觀結果。當前，“陰陽合同”在社會生活中并不鮮見，對利用“陰陽合同”逃稅的行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是對這種行為的強烈警示，是在向社會發出遵守稅法、誠信經營的強烈信號，有利于對類似行為的一般預防。

案例3：梁某某逃避追繳欠稅案

——依法懲處惡意逃避欠繳稅款的犯罪行為

基本案情

被告人梁某某于2019年1月在四川省仁壽縣成立個體工商戶仁壽縣偉某建材加工廠（下稱偉某建材廠），從事砂石收購、加工、出售等業務，于2021年底停止經營。其間未按照規定繳納稅款。2021年10月，四川省眉山市稅務局第二稽查局對偉某建材廠經營期間涉稅問題進行檢查，發現該廠欠繳應納稅款共計406萬余元。2022年2月22日，眉山市稅務局第二稽查局向偉某建材廠送達《稅務處理決定書》，要求15日內補繳上述稅款。梁某某到期未繳納。2022年3月14日，眉山市稅務局第二稽查局再次向該廠送達《稅務事項通知書》，責令3月18日前繳納上述拖欠稅款。為逃避稅務機關追繳，梁某某于2022年3月至11月間，將偉某建材廠收入資金秘密轉給其子梁某，包括通過對公賬戶8次轉賬共計372萬余元，通過個人中國農業銀行賬戶28次轉賬共計282萬余元，通過個人井研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賬戶30次轉款共計150萬元。梁某某上述行為，致使眉山市稅務局無法追繳梁某某經營偉某建材廠期間所欠相應稅款。2023年10月9日，梁某某自首，后補繳稅款246萬元，與稅務機關達成清繳欠稅協議。

裁判結果

四川省仁壽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梁某某欠繳應納稅款，在稅務機關下達補繳稅款通知后，通過將賬戶資金轉移到他人賬戶方式隱匿財產，致使稅務機關無法追繳欠繳的稅款406萬余元，其行為已構成逃避追繳欠稅罪。鑒于梁某某自首、自愿認罪認罰，對其依法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據此，以逃避追繳欠稅罪判處被告人梁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四百一十萬元。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內無上訴、抗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義

不僅逃稅、騙稅、暴力抗稅等行為直接危害國家稅收，有能力履行繳納稅款義務的納稅人，通過放棄到期債權、無償轉讓財產、以明顯不合理的價格進行交易、隱匿財產或者脫離稅務機關監管等手段轉移或者隱匿財產，致使稅務機關無法對其追繳所欠稅款的，也直接導致國家稅款損失，危害性大。實踐中，拖欠稅款的情況并不鮮見，如納稅人系基于客觀原因導致拖欠稅款的，法律規定經省級稅務機關批準可以延期繳納；但是，如果納稅人有能力履行納稅義務而惡意轉移、隱匿財產，導致稅務機關強制執行等追繳手段難以奏效，造成無法追繳所欠稅款，不僅妨礙了稅務機關的履職行為，更直接造成了國家稅款的損失，數額達到刑法規定一萬元以上的，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逃避追繳欠稅的行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向社會昭示惡意轉移財產逃避追繳欠稅行為，不同于稅法上的拖欠稅款，而是刑事犯罪，對引領欠稅義務人依法納稅具有很強的警示效果。

案例4：黃某某等人騙取出口退稅案

——從嚴打擊以循環進出口貨物申報出口退稅的騙稅行為

基本案情

被告人黃某某系上海美某羊絨紡織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美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全面負責公司經營管理。該公司主要從事羊絨制品、紡織原料的采購、加工、進出口等業務。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間，黃某某等人以美某公司自營出口或委托外貿公司代理出口的方式，出口紡織紗線，待貨物到達香港后，又以來料加工等名義將該貨物報關入境，通過物流公司將貨物運回上海或運至河北，重新包裝后又以美某公司名義再出口。黃某某等人將資金通過私人賬戶劃轉至地下錢莊的私人賬戶內，又匯兌到他人在香港注冊的多家公司，再由上述香港公司以外商的名義向美某公司付款，即采用資金回流方式完成虛假付款、結匯業務。在完成付款后，由美某公司及相關外貿公司辦理出口退稅。經查，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間，被告人黃某某等人采用上述循環出口的方式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共計人民幣8.7億余元。

裁判結果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黃某某伙同他人采用虛構出口貿易方式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共計8.7億余元，其行為已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且數額特別巨大，對被告人黃某某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宣判后，被告人黃某某提出上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出口退稅是國家為鼓勵本國商品出口、增強國際競爭力而允許本國商品以不含稅價格進入國際市場的一項稅收優惠，即在貨物出口后，國家退還該貨物在國內生產和流通環節的已納稅款，避免雙重征稅。實踐中，不法分子將同一商品作為道具循環進出口即虛假出口，并沒有導致國家的出口業務增多，違背國家出口退稅制度宗旨，不應當享受出口退稅優惠。利用循環出口騙取出口退稅，既擾亂國家出口商品秩序，更造成國家稅款被騙損失，本質上是非法占有國家財產的騙稅行為，構成犯罪的應依法嚴懲。以采用循環出口等方式非法手段騙取出口退稅犯罪，是性質最嚴重、危害最大的危害稅收征管犯罪，是司法機關重點打擊的對象，對此必須保持高壓態勢。

案例5：沈某某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案

——對利用平臺倒賣發票牟利的行為應依法懲處

基本案情

2019年1月，被告人沈某某注冊成立浙江沈某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沈某公司），經營范圍包括道路貨物運輸（網絡貨運）等。5月底，沈某某讓技術部主管王某某在前期開發的網絡貨運車貨匹配系統的基礎上，增加補錄運單功能。之后，沈某公司利用該補錄運單功能，通過業務員以及業務員發展的代理商，向缺少進項發票的物流、建筑工程類等公司（即受票企業），在收取價稅合計金額5.3%以上服務費后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具體流程為：沈某公司將偽造的貨運信息或者受票企業已經自行委托社會車輛運輸完成的業務信息，通過補錄功能錄入網絡貨運平臺，并通過與受票企業簽訂虛假運輸合同、資金回流走賬等方式，偽造成沈某公司實際向受票企業提供了承運服務的假象，向受票企業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據查，自2019年6月至2021年4月，沈某公司以上述手段向2700余家企業累計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18323份，稅額8.27億余元，其中已抵扣8.23億元。

裁判結果

浙江省麗水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沈某某等人在沒有真實業務的情況下，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數額巨大，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對被告人沈某某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四十萬元。宣判后，被告人沈某某提出上訴。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認為，根據有關規定，網絡貨運經營不包括僅為托運人和實際承運人提供信息中介和交易撮合等服務的行為；網絡貨運經營者應對運輸、交易全過程進行實時監控和動態管理，不得虛構交易、運輸、結算信息；通過線上交易完成的運輸，平臺可以為貨主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貨主可以憑發票依法抵扣稅款；但本案中，被告人沈某某實際控制的公司沒有承擔承運人的責任，沈某某利用平臺補錄功能為線下已經完成運輸但缺少進項發票的企業和沒有發生實際運輸業務但需要進項發票的企業，在收取費用后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是以經營網絡貨運為名，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之實。沈某某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數量巨大，其行為已構成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五萬元。

典型意義

平臺經濟是以互聯網平臺為主要載體，以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核心驅動力，以網絡信息基礎設施為重要支撐的新型經濟形態。發展平臺經濟事關擴內需、穩就業、惠民生，事關賦能實體經濟、發展新質生產力。但平臺不是法外之地，平臺企業必須依法經營。國家在大力推動平臺經濟創新的同時，高度重視規范發展。《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明確提出，要“促進平臺經濟創新發展，健全平臺經濟常態化監管制度”；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在《關于推動平臺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的若干意見》中進一步具體提出，要加強平臺企業稅收監管，依法查處虛開發票、逃稅等涉稅違法行為。被告人沈某某利用公司平臺收取服務費，向沒有實際運輸業務的公司等單位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導致國家稅款被抵扣，將本屬于合法的運輸平臺異化為倒賣發票的犯罪平臺，既擾亂了發票管理秩序，又危害國家稅收。該案的處理，既是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也是對平臺經濟環境的凈化；相關平臺企業應從中吸取教訓，加強自身監管，不可以身試法，更不能將國家鼓勵創新發展的平臺異化為違法犯罪的“賣票”平臺。

案例6：陳某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

——依法懲處為騙取稅款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

基本案情

2016年3月至2019年4月，被告人陳某某在明知與羅某某等人（另案處理）控制的上海覓某實業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下稱上海公司）無真實貨物交易，上海公司與廣西鳳某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江蘇白某貿易有限公司等廣西、江蘇等地的糖業公司（下稱糖業公司）無真實貨物交易的情況下，采取票、貨分離等手段，通過安排其實際控制企業的會計人員使用銀行卡轉賬走賬至上海公司，上海公司再向糖業公司轉賬，由糖業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給上海公司的方式，為上海公司取得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稅額巨大。另查明，上海公司利用獲取的上述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向其他企業虛開的銷項增值稅專用發票牟利，羅某某按照價稅合計至少1%的比例向陳某某支付好處費。

裁判結果

江蘇省句容市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陳某某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稅款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依法應予以懲處。陳某某具有自首情節，自愿認罪認罰，有退贓表現，依法判處被告人陳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十萬元；本案已退出的違法所得予以追繳，上繳國庫；被告人陳某某尚未退出的違法所得繼續予以追繳，上繳國庫。宣判后，被告人陳某某提出上訴。江蘇省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經依法審理，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增值稅專用發票與其他普通發票相比具有憑票抵扣稅款的功能。不法分子利用增值稅專用發票這一功能，在沒有真實交易的情況下，通過偽造合同、票貨分離、虛假走賬等手段，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進行抵扣，有的以此逃避應納稅義務，有的則以此非法占有國家稅款。對此，要區分行為人主觀故意和客觀危害結果，根據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準確把握行為性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騙取國家財產的虛開抵扣行為，本質上是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手段騙取國家財產，對此應依法嚴懲。對明知他人為騙取國家財產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而提供幫助構成犯罪的，依法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定罪處罰。

案例7：羅某某等人騙取出口退稅案

——依法從嚴懲處以“買單配票”手段騙取出口退稅行為

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22年，被告人羅某某在未真實出口貨物的情況下，安排沈某某等人（另案處理）購買他人無需退稅的出口貨物報關單，以人民幣換取外匯轉入出口代理平臺南昌盛某實業有限公司、江西醫某進出口有限公司等偽裝交易，再以實控的南昌市小某某服飾有限公司、南昌市霖某服飾有限公司等名義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制作虛假購銷合同，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經查，羅某某等人以上述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共計1.4億余元，其中，已申報自營出口但未退稅款51萬余元。

裁判結果

江西省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羅某某等人以假報出口方式，騙取出口退稅，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被告人羅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羅某某自愿認罪認罰，退繳違法所得100萬元，對羅某某從寬處罰。綜上，依法判處被告人羅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億元；羅某某退繳的違法所得人民幣100萬元，依法予以沒收，上繳國庫；公安機關依法扣押、凍結在案的違法所得、存款及其孳息，由公安機關依法處理，不足部分，繼續追繳，上繳國庫。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內無上訴、抗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義

隨著我國出口貿易的發展和出口退稅政策的持續推行，不法分子通過“買單配票”方式，騙取出口退稅犯罪案件多發。有的與貨代公司、地下錢莊、上游開票公司勾結，形成地下利益鏈，從事非法買賣外匯，虛開、非法出售或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出口退稅等違法犯罪活動，嚴重擾亂市場經濟秩序，侵害國家財產，危害稅收安全，社會危害極大。司法機關始終堅持對騙稅犯罪從嚴打擊，既包括通過判處犯罪分子長期自由刑，也包括通過依法判處巨額罰金，打擊騙取出口退稅犯罪，有力震懾貪利性犯罪分子，維護國家財產安全。

案例8：南京東某鉑業有限公司、姚某某等騙取出口退稅案

——將白銀偽裝成“濺射靶組件”偽報品名出口后申請退稅的行為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

基本案情

2016年上半年，被告單位南京東某鉑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姚某某與香港新某行（金號）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某行公司）商定，由東某公司銷售白銀給新某行公司。因白銀屬于我國出口配額許可證管理商品，出口不能退稅，且白銀作為原材料成本超過80%的銀制品也不能退稅。姚某某安排他人從國內采購白銀，按每批次白銀成本占比約78.5%的配置，與背板簡單加工后偽裝成“濺射靶組件”，采用增加交易環節、偽報品名等方式，將白銀走私出口至香港，后以“濺射靶組件”名義申報出口退稅。2016年6月至2019年5月，東某公司加工“濺射靶組件”后，先將“濺射靶組件”銷售給姚某某實際控制的其他公司，再銷售給新某行公司。新某行公司收貨后將“濺射靶組件”的白銀部分和背板部分拆卸，將白銀回熔，按照白銀的價值扣除回熔所需提煉費后的金額結算貨款。“濺射靶組件”中價值較高的錸板等背板則通過江蘇亮某貴金屬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淮安姚某再生資源有限公司進口的方式回流至東某公司重復使用。經查，東某公司、姚某某等采用上述方法，出口白銀共計609377千克，申報取得國家出口退稅共計4億余元。

裁判結果

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單位東某公司采用欺騙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被告人姚某某作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應以騙取出口退稅罪追究刑事責任，且數額特別巨大。姚某某糾集他人在單位犯罪前提下共同實施騙取出口退稅犯罪，構成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姚某某系主犯。東某公司當庭自愿認罪，可酌情從輕處罰。綜上，以騙取出口退稅罪判處被告單位東某公司罰金人民幣四億元；判處被告人姚某某有期徒刑十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千萬元；被告單位東某公司騙取的出口退稅款4億余元予以追繳，上繳國庫。宣判后，被告單位東某公司、被告人姚某某均提出上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經依法審理，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國家實行出口退稅制度，但不是對所有的出口商品都允許退稅。我國出口商品分為允許退稅商品和禁止退稅商品。白銀作為貴重金屬屬于限制出口商品，不享受出口退稅政策；但根據相關規定，對于以白銀為原材料的白銀制品，白銀成本占商品總成本80%以下的，出口后可以申請退稅；白銀成本占商品總成本80%以上的，不享受國家退稅政策。近年來，出現不法分子將不符合退稅政策的產品經過簡單加工，偽裝成可退稅產品，偽報商品編號報關出口并申報退稅，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的新型犯罪。對此，人民法院根據主客觀相統一原則，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以騙取出口退稅罪依法定罪處罰，彰顯了依法維護國家稅收安全、從嚴打擊騙稅犯罪的堅定決心。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新聞局